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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隔离:疫区、信息孤岛与一辆鄂A车的漂流
发布日期:2020-01-30 02:3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武汉和鄂州交界处的村庄,一辆鄂A车冒夜雨往前开,被什么东西挡住了路。父亲下车,回来时脸色难看:有人在路中间立了一块墓碑。“他们怕我们是从武汉逃出来的”,父亲的声音有些激动,“他们不想让我们从这边过。”

  从恐惧,到担忧,再到被处处歧视,过去一周内,湖北人经历了一场心理的漂流。如《人民日报》所说:“抗疫”不能成“恐鄂”,我们唯一共同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。

  1月24日,除夕一早,云南大理一个村子的停车场,在此度假的郭芮一家遇到了麻烦。一个年轻人过来说,鄂A的牌照不允许开出去!郭芮说,不开出去,我们只是看一下有没有剐蹭。停车场管理员过来帮忙解释,他们已经住了很久,没有关系的。年轻人面露怀疑,说,这个事我要报到村里去。

  半个多月前,郭芮父母从武汉自驾到大理。21日,郭芮所在科学期刊杂志社放假,第二天,她飞来和父母团聚。当时,武汉的疫情已露出苗头——单位每天都要量体温,呼吁大家戴口罩——但“封城”的消息要等到23号才被宣布。按原计划,他们一家将在大理度过这个春节。

  回到民宿,郭芮正睡午觉,隐约听到了争吵的声响。醒来后,母亲神情严肃地告诉她,那个年轻人已向村主任举报。村主任来找民宿老板交涉,说,湖北来的车停在村口,会让游客和本地人激烈反应,我们这里不允许你们再住。郭芮母亲说,让我们走可以,要有个正常程序,好歹量下体温吧?村主任说,量不量体温都是题外话,大理不许你们继续待了,你们去丽江或者西双版纳吧。

  半晌过去,郭芮父亲走去停车场,又看到了那位年轻人,正在质问管理员:为什么还不让鄂A的车主走?父亲气上头了,说,我们现在就走。回到民宿,他们一家开始收拾东西。民宿老板挽留,要不再住一晚,今天是大年三十。父亲说,算了,大年三十让你们被别人吼,添麻烦了。

  同样因为“鄂A”惹上麻烦的还有在北京的Andy,这半年她都没有回过武汉。1月27日,她接到片警电话,说小区里有人报案,让她把车挪开。她感到奇怪,车就停在停车位里,肯定不会挡住谁。她后来才被告知,举报人只是想找出这辆鄂牌车的主人。 她很不舒服,感觉背后出现很多双眼睛,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。

  在丽江,55岁的陈先生和太太来到订好的酒店,却因为自己4201打头的武汉身份证,没办法入住。警察前来调解,让他们去医院做检查。开了健康证明,警察又说,我们没法强迫酒店老板接待你,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
  陈先生找到了一个微信群,里面都是滞留在云南的湖北人。群里有人提供一处酒店式公寓,200多元一晚,收留湖北人。他在26日住进去,第二天一早,周边居民报了警,警察又赶了过来。酒店外贴了封条,拉起警戒线,警察守在门口。起初,他们被禁止点外卖,饮食问题没法解决,交涉了好一阵,警察才勉强同意他们点外卖送到酒店前台。

  在海南,武汉口音成为了瘟疫的标志。1月20号,也就是钟南山院士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“人传人”现象的那一天,汉口的小陈一家从武汉飞到了海口。出了机场,小陈母亲用“自己觉得还很标准的普通话”和司机讲话。司机一听便说,你是武汉的吧?你们那里的病好像很严重,边把车窗打开了。

  慢慢地,人们谈论武汉的口吻严肃了起来。在海南西岛景区坐游览车时,小陈和母亲在用武汉话闲聊。后排忽然有人愤怒地说,“都是武汉来的!”她们一下噤声了。

  23日,随武汉封城,返程航班取消。几番考虑,小陈决定先带家人去长沙,想着实在不行,就租车回去。大年三十晚上九点,他们抵达长沙黄花机场。可等入住酒店后,前台空无一人,店主在电话里驱逐了她们。母亲还不甘心,见隔壁旅馆门口坐了个男人,她问,你这里能不能住啊?男人说,你们不会是武汉的吧?母亲又用“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”说,我是武汉的。男人说,那我们不收,你赶紧走,你不走我走了。

  此时的武汉城里,封城的消息仍未传遍每个角落。1月23日早上9点,武汉大学的快递小哥张泽下楼,看到房东的房门紧闭,心里嘀咕:这大爷之前成天开着门,天天找我催水电费,怎么现在连门都关上了?小吃店里,人们都戴上了口罩,他吃完一碗热干面,掏出手机一看,群里在发:武汉封城了。

  上楼前,他又去房东门前看了看,还是大门紧锁,他意识到不对劲了,“房东跑了,他连钱都不要了!”这时,同为老乡的主管打来电话,说自己今天上午八点多就跑了,时间太紧张,没来得及叫上张泽。种种迹象下,张泽做了决定,下午就要随同另一位老乡回家。收拾东西时,他只带了三本书同行,其中一本便是福柯的《说真话的勇气》。

  来到武汉出城的收费站,捎他上路的老乡拍了一段视频,发了条朋友圈:加油,武汉!张泽感到荒唐:明明人都跑了,却还在加油武汉。

  25日,大年初一下午,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一条公告:1月26日零时始,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。眼看武汉回不去了,刚离开大理的郭芮一家打算赶回鄂州老家。父母的户口在鄂州,当地还有一套房,从疫情的感染数据来看,鄂州比武汉安全。

  一家人开始联系各自在鄂州的朋友,朋友们说还没封城,私家车应该能进来。几小时后,他们又不断收到新消息:鄂州可能进不来了。郭芮想在网上核实这个消息,在微博和本地公众号上,看到的消息都像假新闻,慌乱让她忘了去看看政府官网。比起武汉能轻松查到哪几个高速还开放,鄂州的信息无处可找。同学发给她一张截图,她没读懂那段表述,上面只说了哪几个高速口不能进鄂州,可是鄂州到底是不是要封城了?

  她怀疑手机导航也跟着禁行令的更新在不断变动。零点之前,他们始终按照同一条路驶向鄂州,零点一过,那条路线在地图上消失了。在尝试了几条不同的路线、并全部失败后,她们只好又改道向武汉行进。

  零点已过,武汉能通车吗?这也是个未知数。几小时前,武汉市的那条公告后面又加了一条:对禁止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提前24小时告知车主,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机动车可以通行。收到短信的到底是通行还是禁行?郭芮读了几遍才理解,父亲没有收到短信,却担心禁行令还会再变。

  清晨4点,他们驶入武汉,街上通行一切正常。到家几小时后,朋友发来微信,说接到通知,鄂州从零点开始全面封城了。事实上,官方发布的公告称,鄂州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实行交通管制的时间是1月25日14:30。但在此之前,一家人谁也没能找到一份正式、清楚的声明,语焉不详的消息夹杂着恐慌,不断发射到他们身上。

  25日下午四点,36岁的武汉人周阳也收到了“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”的公告。她给社区打电话说,母亲有肾病,每隔一天要去医院做一次透析。目前没有接到上级指示,社区的工作人员说。电话挂掉了。两小时后,社区又给她打了回来:是有这个事,但现在一些医院的透析滞后了,你得去落实,后天是不是确定要去做透析。

  透析怎么能滞后呢?周阳没有收到医院的任何通知。透析小组的电话占线,医生的电话也占线。赶不上透析,母亲身体里的水分和毒素就排不出去,“整个人等于泡在毒缸里”。她举着手机在房间走来走去,业主微信群在讨论社区配车,群里500个家庭,一台车,车要留给发热的病人。

  我母亲是走不到医院的,她在那天下午的采访电话里一遍遍强调。医院离她家一站地,但母亲的身体只能支撑自己走到楼下的菜市场。透析四年,母亲瘦了30斤,每次透析后回到家,要睡两个小时才有力气起来吃午饭。

  我做好违令上路的打算了,周阳说,逮我那就逮吧。到了晚上,禁行令加上了“短信通知”这条前提,周阳没有收到短信。第二天一早,她看到街上的私家车飞奔如初。

  除夕夜,还在长沙街头漂泊的小陈一家意识到,所有旅馆都不会收留他们了。他们转身回机场,想着至少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。经过机场附近的派出所,母亲说,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。小陈走上前问门口的值班保安,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,可不可以在这里住一晚上?保安把小窗户拉开,听罢,只说里头没有凳子,坐不了。母亲很生气,你们这么大地方,连一个凳子都没有?保安说,你们这个事情,我们也管不了,要不然那边还有个网吧,你们去网吧住一晚上?

  他们最终折回机场。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除夕夜,小陈把所有短袖都穿在身上,裹着外套匆匆睡在了机场的凳子上。

  隔天,小陈加入了一个“长沙回武汉”的微信群,看到有人已经从长沙回到了武汉。这时她才知道,直接买长沙到武汉的高铁票,票务系统上所有票都是灰色的,但如果买经停武汉的车票,就还有回家的可能。她当即买了长沙到安徽六安的车票。上车时,她问乘务长,武汉站能不能下车?乘务长没说什么,只让他们登记。

  一个半小时后,列车即将抵达武汉站。广播里说,所有想在武汉站下车的旅客都到某车厢里统一下车。小陈看见,站台上空无一人,连灯都关上了。两个女孩开心地向列车员挥手说再见,列车员也开心地朝她们挥手。小陈也轻松下来,回到武汉,她不再害怕了,“在外面反而不受待见”。

  早在启程之初,郭芮一家就说好了,一路只睡收费站,不去找酒店,免得再被驱逐和拒绝。粗算起来,行程24小时,加上过夜,他们在24号下午5点出发,能赶在26号凌晨到湖北。启程前,他们带上了棉被、泡面和刚蒸好的花卷。

  我们不麻烦任何人,父亲一路都这么说。可在第二晚,疲劳驾驶让他在收费站睡过了计划的时间。朋友之前说,零点鄂州封城,但他们晚了半小时才到边界。路过一个收费站,父亲问工作人员,能进鄂州吗?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箱子打开检查了,说可以。父亲又问从哪儿走,对方答,跟着导航走。可导航把他们导去了一条狭窄的泥路,要穿越武汉和鄂州交界的一个村庄。

  天下起雨,车向前开,前方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,像有什么东西竖在那儿。父亲停车下去看,回来的时候,脸色很难看:有人在路中间立了一块墓碑。“他们怕我们是从武汉逃出来的”,父亲的声音有些激动,“他们不想让我们从这边过。”

  父亲想再试试别的路,想起了一条大路可以走。走到大路上,他们的车又被一个警察拦住了。他们解释了一番前因后果,警察说,不管怎么样,就算是你们自己错过了,现在高速路口已经不对你们开放了。父亲掏出身份证,说我们本来就是鄂州人,想要回家怎么办?公安说,那你们自己去找酒店等消息吧,鄂州什么时候不封城了,你们什么时候进去。父亲戴着口罩,警察也戴着口罩,父亲上前一步,想再解释,对方马上说,你离我远一点。

  一省之隔的河南洛阳,刚从武汉返乡的李彦青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:“你不要出门,你不要害人。”他觉得莫名其妙,又想起来前一天,武汉封城时,县城的工作人员给他打过电话,问身体怎么样、武汉情况怎么样,采集了他的住址、身份证号和手机号。他还收到了同学发来的一份excel表格,里头就有那天他登记的全部信息——接下来的陌生电话,他决定统统不接了。

  原定的同乡朋友聚餐也取消了。朋友们向他发来慰问,但结尾总要加上一句:“你不要出门。”李彦青想,这话里总还是有点嫌弃的意思吧。

  马尔代夫,来自武汉的刘女士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31岁生日。她和女朋友住进7000元一天的“水屋”,水屋建在海上,阳台上就能看海吹风。晚上,所有星星都清晰地闪烁在头顶,她想要“一辈子待在这里”。

  四天后,武汉封城,航空公司取消了她们回武汉的航班,她们只得搬入市中心一家“破烂招待所”。此时马尔代夫回国的直飞航班只能前往广州或上海。她们飞到广州后,入住的酒店前台小姐却要求她们出示“七天健康证明”。刘女士说,我出门九天了。前台说,这是公司规定,我也是打工的。

  她俩套上三四层口罩,打车到医院。接待员听闻来了两个武汉人,让她们赶紧站远一点,“得有两米以上”。接待员和领导打过电话后,又说,你们得去发热门诊。

  明明就没有发热,为什么要去发热门诊?刘女士和朋友回到了酒店,尝试打110、换民宿均未果,晚上九点,在酒店大堂,刘女士哭了起来。她的哭声最终招来了黄冈籍的经理,把她们送去了另一家愿意收留武汉人的酒店。

  箱子里装着的还是波西米亚风的长裙,最厚的不过一件薄外套和牛仔长裤。刘女士便开足暖气,闷了一晚。隔天起来,两个人脸涨得通红。有人来敲门,三位穿黄色防护服的卫生所成员进来,拿温度计往她们脸上扫,显示38度。又测了腋下,体温正常。防护人员说,你俩不要激动,不要紧张。

  刘女士想换一个有窗户的房间,酒店工作人员没露面,把一张房卡放在了她们门口。附带还有一瓶消毒液,“你们自个儿把里头消消毒!”也没人来打扫了。

  两位女士定了三天房,但她们不知道,接下来俩月都得困在这儿吗?虽说酒店普通,也得要三百块钱一天啊。

  湖北红安,快递小哥张泽搭着老乡的车,总算是回到了老家。大年初一,亲戚给他母亲打电话拜年,说的却是:你们不要来我家拜年了,尤其是张泽。他到市中心溜达,戴着口罩,街上却空无一人。晚上,他给我们发来微信:

  “他们被病毒攻击,而我们从武汉回来的则是被莫名其妙的敌意攻击,太魔幻现实了。”

  1月21日,周阳得到消息,母亲做透析的医院要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了,那晚,她失眠到凌晨三点。隔天一早,母女俩赶在7点前开车到医院。站在大门口,母亲对她说,你不要进去,我这个年纪了,你还很年轻。“我看着母亲的背影,她一个人进去了。”采访中说到这里,周阳又一次哭了。

  朋友不聚了,门也不能出了,李彦青待在洛阳老家自我隔离,天天玩吃鸡、王者荣耀、阴阳师,还看起了《切尔诺贝利》——据他所说:“很应景,也很硬核。”更具体来说,不是待在家,是待在自己的房间。大年三十,父母走进他房间,没戴口罩。他把他俩推出了房门,再把门反锁上,冲着门外的父母喊话:“你们不戴口罩,我就不开门。”

  年夜饭,李彦青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了碗猪肉韭菜馅的饺子。今年,他也错过了和父母包饺子的环节。

  除夕的凌晨一点,冒着云南的大雪,陈先生开车到祥云县郊区的一家招待所落脚。老板看到他出示的健康证明,爽快地办好了入住手续。两小时后,他被不断传来的敲门声唤醒——他的身份证在前台登记时进入了系统,赶来的警察在门外要求他起床登记信息。测完体温,警察站在离他一米远处,回头说,最好还是把鄂A的车牌摘掉。

  大年初一,陈先生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摘掉自己的车牌。他联系了拖车公司,把车运到昆明的4S店,然后租车赶赴昆明。

  “我是不是真有病?”在云南搬完行李上了车,郭芮感觉四肢无力,可能是搬东西太费力气,但她又想,也可能是真的感染了。她上网查资料,发现感染者未必会发热,难怪村里人没给他们量体温,就断定一定有问题。

  为什么非要来云南?出发时她不知道会封城,不知道疫情很严重,只想着全家团聚。现在,她忍不住在心里暗示自己:我是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,我是一个不安全的人。如果我没有来云南,父母是不是本来可以过个好年?被撵走前,村支书来问民宿老板,这里住了几个人?老板说,两个人。没人敢提到她的存在。她想,是我给所有人添了麻烦。

  车子开动了,父亲的脸更阴沉。从前逢年过节,她家是云南的常客。早年这里还没发展好旅游业,父亲就发现了大理。现在郭芮想,这些感情可能是一厢情愿,他们被这座城市当成了一个麻烦。要是主动去找酒店,说不定也能住进去,但父亲害怕再一次被拒绝。第一晚,父亲憋着一口气,绝不在云南过夜。直到凌晨3点,他们到了贵州境内的第一个收费站,一家人盖上棉袄和被子,在车里睡了三个小时。

  那一晚也是除夕夜,往年的这个时候,郭芮会在手机上收到点不完的新年祝福和红包,今年什么都没有。接近零点,天空绽开了烟花。她把车窗摇下来看,烟花开得特别大。“他们是把欢乐建立在湖北人的痛苦上“,正在开车的父亲说。母亲把头扭到了一边,“我再也不喜欢云南了。”

  手机上不断有微信涌进来,叫他们别回来,“别回来”三个字刷屏了。父亲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:有些话我们不方便说得太明白,但你们就是不要回武汉。要不我们别回了,有一回郭芮提议说,父亲如她所料地拒绝了:如果情况很糟糕,那就是给省外人添麻烦;如果没那么糟,我只想回家好好休息。

  她知道父亲心里受了伤,不想继续在外流浪。担心父亲疲劳驾驶,郭芮给他买了很多含着提神的口香糖。一路上,一家人一起玩一个游戏:看前面是什么车牌,猜想车主的遭遇。看到一辆浙A,她问父亲,浙A为什么在赶路呢,浙A又不是鄂A。父亲说,浙江的防御做得紧,估计人家不想在外面待了。凌晨两三点,一辆鄂A开到眼前,父亲说,这是跟我们一样的人,都是被嫌弃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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